不一样的耶鲁法学院毕业庆典
５月的纽黑文牵动着多少人的心。一年一度的耶鲁毕业典礼总在５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一（阵亡将士纪念日）举行，２００３年是５月２６日。城中的旅馆早已住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家长和亲朋好友，就连附近城镇的旅馆也火爆一时。这是耶鲁建校以来第３０２
我和学敏来纽黑文，已是第二次。２０００年８月，何鲤入耶鲁法学院攻读法博士（Ｊｕｒ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学位，我们陪他由柏克莱来到纽黑文，只匆匆住了几天，就到美东其他几个名城旅游去了。这次，由北京专程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也是学位授予典礼），时间比较充裕，对耶鲁、纽黑文也就有了更多的观察和了解。
有榆树城之称的纽黑文，４月还是花的世界，樱花、玉兰、海棠，以及许多好看却不知其名的洋花，红一树，白一树，落英缤纷，满眼芳菲。到了５月，忽然一夜春风簇拥着绿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市郊东岩和西岩两座山也身披绿装，像两道蜿蜒的长城，将满城的绿紧紧护住，似乎一不小心，这绿浪就会冲破清教徒的遗风旧俗倾泻到大西洋中去。
春风绿了榆树城，也绿了耶鲁学子的锦绣前程。感激春风，理所当然。谁是春风？中国人的答案不容置疑，春风就是与“天地君亲”同位的“师”。美国却没有这样的文化观念。未出茅庐，先拿教授们来开涮，耶鲁法学院的毕业庆典活动就这样拉开帷幕。
５月８日，阴，偶有毛毛细雨。下午６点，到法学院参加野餐聚会。餐后，礼堂有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ｕｅ，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我们进去时，已座无虚席，不少人席地而坐。何鲤的两位白人同学，一男一女，一定要让出座位照顾我们，自己坐到阶梯上。Ｒｅｖｕｅ，译为中文是“时俗讽刺剧”的意思。今天这台节目要讽刺谁呢？想不到吧，讽刺的主要对象正是我们所说的“春风”――是他们平日所景仰的院长，素所钦羡的教授。这在我们中国简直是闻所未闻，哪有毕业前夕拿“恩师”来搞笑的！而且还要把讽刺对象请到现场，坐在台前，洗耳恭听，让他们静观自己的学生是如何编排自己，贬损自己，丑化自己。节目在一个一个进行，形式可谓多样：对话，独白，滑稽小品，唱歌，跳舞，讽刺模仿独角表演，辅以音乐、灯光、银幕。院长的发式，印度裔教授的说话腔调、讲课神情，某女教授的学术政治，以及他们的学术专著乃至怎样竞选院长等等，全都被调配成讽刺笑料，搬上舞台。惟妙惟肖的模仿，别出心裁的夸张，有声有色的演技，博得满堂喝彩。几乎所有节目，都是台上台下互相呼应。叫好声、欢呼声、大笑声、鼓掌声，此起彼伏，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压力，此时一泄而光。我问何鲤：教授们受得住吗？
“一年一度的烧烤，教授们也习以为常了。心中不悦的也会有，在众人面前被讽刺挖苦，毕竟有伤体面。”
好在，学生们的烧烤，既不会作为校方考核的依据，也不会归入什么档案。何况，名师出高徒。今日敢于向教授挑战，明日就敢于跟总统过招。从教授那里学得十八般武艺，用来对教授小试锋芒，这不也是“教学相长”吗？生活在公民社会、法制社会，谁都有可能置于被烧烤的地位。讽刺，并非恶意中伤，蓄意打倒，人身攻击，这就是“度”。什么是度以内？什么是度以外？法学院的学生掌握“度”的技巧，应是职业范围以内的事。
由时俗讽刺剧我突然想起钱复说过的一段话。钱复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耶鲁。他说：“在耶鲁，我念的是研究院，但深知耶鲁向以法学院学生素质之优异著称。为了接触这一批最好的人才，我的三餐都到既比较远又比较贵的法学院去吃……在激辩之中交换心得，每顿饭都不会短于一个半钟头。年年如此，天天如此，顿顿如此，虽然每顿饭都不得安宁，然而及今思之，这三年耶鲁的三餐可谓‘万金莫易’，等于是全美的菁英分子在‘考问’我，所得到的智慧的冲击，思考的训练，反应的教育，任何一个亿万富翁想买都买不到的。”我身为北大教授，很看重北大的学术民主与自由，但对今夜所看到的时俗讽刺剧，仍然是羡慕不已，感触良多。问题不在于要机械模仿时俗讽刺，而是我们的自由空间到底有多广多深？我们对人才天性的发挥是否达到了极致？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否清规戒律太多？
时俗讽刺剧营造出的得意又得意开心又开心的欢乐气氛，在突然发生的爆炸声中冷却下来，这就是度以外的事情了。
５月２１日傍晚，何鲤从学院回来，告诉我们一个震撼了纽黑文的坏消息：近５点的时候，法学院内发生一起爆炸案。真险啊，何鲤上午还在这间发生爆炸案的教室里边自习，下午听到爆炸声时，他正在三楼图书馆看书，起初以为是地震了。我们立即打开电视机，已有多家电视台在现场采访报道，警察很快封锁了通往法学院的各个路口，ＦＢＩ?联邦调查局?反恐怖行动队的人也来了。消息立即传遍世界，不断有人打电话来了解何鲤平安否。
爆炸声所产生的影响就像爆炸本身一样，一爆就完，无碍大局，真正对庆典造成不利影响的是２６日那场大雨。
事情是如此的不凑巧。２５日晴天，２７日至６月初全是晴天，惟独２６日，整天大雨如注。我在纽黑文住了四个多月，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就在大雨中开始。着学位服装的学士生、硕士生、博士生，个个举着雨伞，精神抖擞，喜气洋洋，成群结队，从乔治街、约克街、榆树街、圣庙街、学院街、惠特尼路，从达文波特学院、伯克莱学院、德怀特学院、爱德华学院……奔向老校园。
老校园位于市中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前些日子，工人们就在草地上摆满了形状、大小如一的白色小靠背椅，一眼望去，如同片片白色的荷叶密密地漂浮在青青的湖面上，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观。椅面后端还有一个圆形小孔，这是个泄水孔。可见冒雨集会，本是常事，设计者考虑得真周到细致。
整齐有序的人流，从八个大门鱼贯而入。工作人员在入口处分发印有ＹＡＬＥ字样的蓝色雨衣。雨伞加上雨衣，才不至于被雨淋湿。讲台在西北角，乐队在台下右侧，台下正前方是持权杖者、掌旗者的席位。校有校徽，院有院徽。校徽是一本摊开的大书，下有一行拉丁文：光明与真知。耶鲁建校始于十名神职人员的赠书，初名美利坚高等学院，１７１６年迁纽黑文，两年后改名为耶鲁学院。这个校名的由来是为了对耶鲁其人赠书四百本表示感激。至于二十多个院徽，难以一一解释，恐怕要请教专家才行。那些图案后面一定有特殊的涵义。伯克莱学院的院徽，底色纯黑，十个白色马耳他十字，上六下四，中间为白色人字形；达文波特学院的院徽，底色纯白，上端有两个平列的组合黑十字，下端有一个组合黑十字，中间为黑色人字形。这两个院徽跟宗教有关。１６３８年达文波特和伊顿率领五百清教徒创建纽黑文城，学院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创始人的。特朗布尔学院的院徽是三个公牛头，布兰佛学院的院徽，上端为三片树叶，中部为十本书，按四、三、二、一的组合排列。布兰佛是位于纽黑文东南的一个城镇，现在通往波士顿的９５号公路就穿越其境。传说中十个牧师赠书办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法学院的院徽为耶鲁艺术史教授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ｉｚｅｒ设计，分三部分，代表法学院的三位功臣：上端是一条张嘴翘尾的鳄鱼，代表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耶鲁法学院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Ｓａｍｕｅｌ Ｊ・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教授。原因是当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家族从威尔士迁徙到西印度群岛时，鳄鱼的形象取代了传统中一直代表威尔士的龙。左端是一条张牙舞爪高举尾巴的猎犬，代表曾兼任康州法官的耶鲁法学院教授Ｄｏｇｇｅｔ?这个名字的早期拼法为Ｄｏｇｇｅｔｔ或 Ｄｏｇｅｔ?。右边是中世纪式银色书钉（Ｓｔａｐｌｅｓ），代表法学院及该院图书馆的创始人Ｓｅｔｈ Ｓｔａｐｌｅｓ。神学院的院徽不难懂：下部是一本圣经，上部是一个有圆圈的十字架。校徽、院徽都代表一种传统，一种精神，或属于历史，或代表专业，意义深远。今天这样盛大的庆典，将持权杖者、掌旗者位列前茅，也有郑重其事的意思。
耶鲁一向以注重本科而闻名，席位的安排也以本科学生为中心。十二个住宿学院（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的学生以学院为单位坐在会场的中央，艺术和科学研究生院以及十个职业学院（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分坐在左右两边。学生座位后面就是公众席位。
我们在南边的一个入口处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进入会场。目所见，雨伞如林；耳所闻，雨声搀杂着哈克尼斯塔楼的钟声。坐在我们前面的是来自韩国的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两位千金。从肤色、脸型判断，还有来自印度的、来自东南亚的、来自拉美的家长们，更多的“公众”当然是美国本土人。美国人历来都把学位授予庆典看作是人生大事，学校为此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家长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万里迢迢，远涉重洋，也就是为了这一天。可大雨使许多仪式都取消了。能留作今天庆典纪念的是校方印发的两本文字材料。那本《耶鲁第三百零二届毕业典礼》，登录了本年度全部学位候选人的名单（毕业生在学位证书颁发之前，只能称之为某学位候选人）。
翻开名册，我找到何鲤的名字，同时想起了另一个名字――容闳，距今已有一百四十九年，他是耶鲁１８５４年的毕业生，是中国第一个在海外获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那年的毕业庆典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吧？下雨了没有？容闳的心情如何？那位第十任校长伍尔西讲话了没有？据说那年的毕业庆典，容闳是明星。“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西学东渐记・附录・吐依曲尔氏之演讲》，第１８８页）
正在我遥想容闳当年的时候，全校庆典草草收场了，各学院紧接着分头庆祝。法学院的庆典在世界著名的佩恩・惠特尼体育宫举行。我们入场时，庆典虽未开始，但公众席已经没有座位了，不少人和我们一样，只得站在两旁，或坐在地上。
法学院今年获得学位的总共２３８人。其中法学研究博士（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ｗ）３人；法学硕士（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ｗｓ）２５人；法研究硕士（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ｗ）５人；法学博士（Ｊｕｒ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２０５人。
跟所有的庆典一样，照例是一系列讲话，不同的是这些讲演者都是能言善辩的名家，讲演不断地被笑声、掌声打断。庆典高潮是宣布学位获得者的名单，这真是难以忘怀的动人场面。副院长拿着名册，依次唱名，学位获得者一一应声而起，昂首阔步，欣喜若狂，奔向主席台，与院长握手，拥抱自己的导师，向台下鞠躬。至亲好友，欢呼他们的名字，热烈鼓掌，拍照、录像，跑上前去拥抱。不少人眼里噙着幸福的泪花，有的挥舞着博士帽，有的把帽子高高抛起。有一位女博士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从台上通过，她多想让自己的宝贝也来分享今日的欢乐。中国古诗里说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也不过如此吧。
耶鲁法学院在全美排名第一，门槛甚高。登堂入室者，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拼搏，才挤进这个热门；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才取得今日这份欢乐。欢乐从过去走来，又向未来走去。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最有名望的法律机构，都在向他们招手。甚至，总统宝座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啊。
室外，仍然下着倾盆大雨。今天所有的讲话，都对天公不作美颇为遗憾。一位从加州来参加何鲤毕业典礼的同学说，他去年到麻省理工参加一个亲戚的毕业典礼，也遭遇大雨。而麻省理工的人幸灾乐祸地说：哈佛更倒霉，毕业庆典中间下起雨来，只得坐着挨浇。
人的成长，需要春风，也需要化雨。雨能化育万物，也能为莘莘学子荡涤前路中的污泥浊水，迎来美好的明天。
清教徒遗风
在美国众多的城市中，纽黑文绝对算不上富庶繁华，也看不出有多么时尚洁净。街道破了又补，补了又破。某些特殊车辆，不论昼夜，跟救火车似的发出惊心动魄的尖叫声，呼啸而过。跟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也有某些街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令人望而却步。我这样说，并不表示我不喜欢这座文化古城。
古城蜚声国际，自有她的精神魅力。据说在美国城市建设史上，纽黑文有两个首创：一是首创住宅式墓园，一是首创市中心草地。有的资料为了强调草地的意义，还特地在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Ｇｒｅｅｎ之前加上形容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历史上著名的?。草地的确是本城的骄傲，花木扶疏?古树参天。可观赏，可休憩，可净化空气，还可供鸟儿栖息。草地四周是街道，可与全城每一个方位直接沟通。中间有南北向的车道、人行道，将草地切分为左右两大块。左边为宗教圣地，古老的三一教堂、中心教堂、联合教堂，坐西朝东，一字排开；右边为演出场地，有活动舞台位于北端，一入夏舞台就组装起来。宗教和艺术，统一于市中心草地。草地是纽黑文的心脏，宗教主收缩，艺术主舒张，一舒一缩，将血液输送给每一位居民，滋润着整个城市，给整个城市注入无穷的活力。我曾走遍纽黑文的大街小巷，只见宗教无处不在，艺术无处不在。在学院，在街头，在墓地，在公园，在商店，在超市，在人们的衣着，在人们的脸上……
这个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城，大小教堂就有１１２所。数量之多，可与中国北朝洛阳、南朝建康的佛寺相比。如果有人仿照《洛阳伽蓝记》写一本《纽黑文教堂记》，那么，对宗教和艺术的研究，定当大有裨益。我曾经有过疑问：在一个现代化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里，宗教对世道人心究竟还能起什么作用？纽黑文的答案是：宗教如果无用，宗教就会自行衰落。上帝日夜不眠，守望道德底线，协调人际关系，拯救失落的灵魂。当然，宗教只是一种符号，上帝也不过是一个假设，真正的力量在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文精神。践踏人道，野兽道、魔鬼道就会从潘朵拉的盒子里跑出来，社会就会失去安宁，人和人之间就会相欺、相斗乃至互相残杀。纽黑文原本就是一个宗教城市，现在，使纽黑文声名远播的耶鲁大学，原本也创始于神职人员，后来多位校长是教士、神学家。他们对于自己的老祖宗约翰・达文波特（１５９７～１６７０），至今念念不忘。纽黑文有达文波特大道，耶鲁有达文波特学院。这位１６３７年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牧师，１６３８年就率领五百个清教徒创建纽黑文殖民地，并担任纽黑文教堂牧师。清教徒的严格教规，经过三百多年的代代相传，有的已化为民风民俗，植根社会，植根人心。以饮酒为例。凡是一个酗酒成风的社会，必然以酒乱德。所以，殖民地初期新英格兰六州的清教徒社团曾颁布一条“蓝色法规”（Ｂｌｕｅ Ｌａｗ），禁止星期日售酒、饮酒、娱乐。禁止娱乐是不得人心的，已无法遵守。但星期天不能售酒，平时晚上八点以后，即使是超市也不售酒，这一条至今还遵守得很严格，这里的中国商店也入乡随俗，不能例外。至于节俭、勤奋、守时，这三大美德，一般来说，特别是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都看作是立身社会的基本准则。在纽黑文，看不到奇装异服，更看不到朋克式的人物，人们穿着朴实无华，也很随意。本城有二百三十家咖啡馆、酒吧、餐馆，似乎无人以大吃大喝、摆排场为荣。咖啡馆的顾客多为学生或休闲者，看书、写作、下棋、轻轻地交谈，一杯咖啡就坐上半天，店主也无不悦之色。所谓请客吃饭，也极俭啬，最好把盘子也舔干净，不要留下残羹剩汁。
纽黑文的富有在文化生活、精神生活。草地常有大型演出。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８日，纽黑文市第八届国际艺术和思想节就在草地举行，康州华人文化协会中国民乐队也于１９日下午来此演出。７月２６日晚的爵士音乐会更是轰动全城，草地装满欢乐，装满掌声，装满数万副笑容。宗教和艺术，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安宁、幸福，早期清教徒的遗风，得到发扬光大。数字虽然枯燥乏味，却比描写更为有力。下面这些数字，都是会说话的。它会告诉人们，纽黑文有怎样的精神风貌，城市管理者应当怎样以人为本，让自己的市民享受生活，活得愉快，活得健康，活得高尚。这些数字是：
戏院、剧场 、电影院二十三所
运动场、娱乐场所十八处
书店二十四家
博物馆、展览会、图书馆五十五个
高尔夫球场地、俱乐部三十四个
各类社团活动场所三十三个
医疗保健中心二十二个
游艇俱乐部十二个
公园九十三处
墓园十六处
其中有的设施，就规模、内容而言，水平堪称世界级，甚至是举世无双。它们固然属于耶鲁大学，可也为古城添彩增光。纽黑文显然不属于旅游城市，故旅馆只有十二家。社会人员相对稳定，何况它有健全的社会安全网，据说这里的入室抢劫率在全美是最低的。它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一流的。但漫步街头，偶尔也会遇见行乞者。他们不残不疾，看上去很健康，大概世界上到处都有懒人吧。也许，有人就愿意选择这样的生存方式，别人有什么办法呢。
惜别纽黑文，心绪何依依。作为来自地球那边的异乡人，我会永远记住你的风度和美德。
纽黑文：死者在天
我从未见过这种墓而不坟的住宅式墓园，也从未见过历史如此悠久又如此富于文化艺术内涵的公园式墓园。中国古人说：“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那墓田究竟如何好法，今人已不得而知。我是在看了纽黑文的墓园之后才明白：墓园是一本真实的史书，在墓园可以读解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社会是否长治久安，是否关爱每一个生命，人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人伦关系如何，请到墓园来，墓碑无语，答案昭然。中国没有这样的墓园，当人们的生存空间、社会的生态环境还存在种种难题时，谁还有余力去顾及墓地呢？何况一百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屡遭人天浩劫，历经战火、瘟疫、饥饿、阶级斗争，寻常百姓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把生命看得很轻很贱，后事如何，且听谁来分解？又有谁能分解？
纽黑文正式建市只不过二百多年，人口才十二万，墓园却有十六处。草地中心教堂的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ｒｙｐｔ（纽黑文教堂地下室墓穴）最小，西南面靠达文波特路的长青墓园?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和西面的圣劳伦斯墓园（Ｓ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最大，北边还有多处犹太人墓园。备受人们关注的是位于纽黑文市区的园林街墓园（Ｇｒｏｖ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据说，在美国墓园史上这是第一个按规划兴建的住宅式墓园，迄今已有二百零七年的历史。
园林街墓园并不属于耶鲁大学，却位于耶鲁的中心地带。南与耶鲁的法学院、公共餐厅只有一路之隔，东与耶鲁一座教学大楼毗邻，北面多为耶鲁理工科院系所在地。耶鲁师生也常来此漫步，或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参观游览。我不知道在全世界所有大学的历史上还能否找出下面这样的例子：从耶鲁第五任校长托马斯・克拉普（Ｔｈｏｍａｓ Ｃｌａｐ?１７００～１７６７）起至第十六任校长阿尔弗雷德・惠特尼・格里沃尔德（Ａｌｆｒｅｄ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１９０６～１９６３），二百余年间，十二位校长相继长眠于此。他们像一根常青藤上的十二个硕果，标志着耶鲁历史的连续性、耶鲁精神的永久性和耶鲁大学的凝聚力。我不打算一一列出十二位校长的名字和任期，但我们会对其中的几位感兴趣，第一位就是容闳就读于此时的校长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西（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Ｄｗｉｇｈｔ Ｗｏｏｌｓｅｙ?１８１２～１８８９）。这位耶鲁第十任校长（１８４６～１８７１）既是教育家，也是反对奴隶制的领导人，十九世纪末出版的《文学兴国策》中有一篇《埃尔博学书院监院华尔赛复函》，“埃尔”就是耶尔，“华尔赛”就是伍尔西。他长眠于墓园的北墙根下，月桂树路，墓碑为棺木型。还有詹天佑就读于此时的校长诺亚・波特（Ｎｏａｈ Ｐｏｒｔｅｒ?１８１１～１８９２），他是耶鲁第十一任校长（１８７１～１８８６），曾写信给清政府总理衙门，反对撤回所有留美学生。“其词严义正，磊落光明，诚不愧为文明人口吻”，此信保存在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中。他长眠于槐树路，墓碑也为棺木型。还有第八任校长老提摩西・德怀特（Ｔｉｍｏｔｈｙ Ｄｗｉｇｈｔ? Ｓｒ． １７５２～１８１７），据记载，他的墓在东南方的枫树路，但我寻找两次都没结果。这里好些墓碑字迹剥蚀，已无法辨认。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５３６页收有他的小传：“美国教育家、神学家和诗人、耶鲁大学校长（１７９５～１８１７），对校务行政进行多方面改革，善于布道及作政治讽刺诗。”（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５次印刷）孙康宜的《墓园诗情》引述过他的一段话，是关于墓园的，现转引于此：
我曾带过无数个外国的观光客和美国人――都是些遍游过美国东海岸的人――到这个墓园来参观。他们都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好地方。这儿每个角落都散发出一种高尚的情趣……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具有同样肃穆（Ｓｏｌｅｍｎ）和感人（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特质的墓园……?《耶鲁・性别与文化》６２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
这段话写于１８１１年。足见十九世纪初期这个墓园就以“肃穆和感人”的“特质”被誉为“好地方”。
墓园坐北朝南，高大的埃及式的园门用红褐色粗石砌成，门廊顶端的横梁上刻着《圣经》中的一句话：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死者将会升天）?
墓园大门之内有一所平房，是管理人员办公室。他们于早晨下午按时启闭园门。平时总有二三园丁，或割草，或剪枝，或栽树，或浇水。游人可向管理人员索取资料。有墓园平面图，有墓园兴建发展简史，有七十九位重要墓主的历史简介。美国人的历史精神和管理艺术，于此可见一斑。前些天，我们到康州首府哈特福德的雪松山墓园拜谒容闳墓地，那里的管理人员为我们提供了图文资料，并很快就查寻出容闳墓的确切位置。否则，偌大的墓园，三十七个墓区，茫茫碑海，即使驾着车寻觅，也很困难。
园林街墓地被称为住宅式墓园，并不是说墓园内建有“鬼屋”，而是墓区的划分如同街道住宅一样，有路名、有编号。街道为南北向，人行道为东西向。街道为青草路面，人行道为柏油马路，可以行驶汽车。二者均以植物命名。路名有森林之神路、柏树路、枫树路、椴树路、木兰花路、月桂树路、槐树路、雪松路、云杉路、梧桐路、松树路、柳树路、冬青属植物路，还有一条中央路。人行道有：金银花人行道、加州桂人行道、山楂人行道、常春藤人行道。墓园花木繁多，可供四季观赏。４月我们刚来纽黑文的时候，墓园里一树树红花，一树树白花，落英像蝴蝶一样在清风中轻飞曼舞，嫩草芊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到了５月下旬，林花谢了春红，绿叶树、红叶树、褐叶树，又是一番景象。墓碑下那些石缸、石盆中也杂花丛生，争奇斗艳。美国人在绿色中在花丛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国家，山无不绿，地无不青。家家窗前廊下，房前屋后，非花即草，非草即花，树木成林，郁郁苍苍。百岁之后，生命还要与绿色同在，在绿色中延伸。木兰花路有这样一块墓碑，前面为一青青的挂满果荚的藤萝架，后面为一棵枝叶扶疏的常青树，四周芳草萋萋，上下鸟鸣嘤嘤。墓主长眠于此，其乐如何？威廉・克莱德长眠于柏树路?他的墓地形似穹庐，由青青侧柏修剪而成。威廉坐在绿色的帷幕中，昼看浮云，夜邀明月，与松鼠同乐，与野鸽共飞，他的灵魂在绿色中得到转生。大地多一分绿，人心就多一分宁静，世界就多一分和平。生者在地有情，死者在天有灵。有生必有死，有情必有灵。善待死者，也就是善待生命。哪一天世界没有了绿 ，哪一天世界也就没有了生命。凡是没有绿的地方，就是灵魂受苦受难的地方。
在纽黑文的这些日子里，我和学敏常来墓园散步。起先，只是观树赏花，遛弯健身。渐渐，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墓园文化”在散步中凸现了出来。
人生最宝贵者莫如生命，情分最深厚者莫如父子夫妻。墓园文化的精髓大概不外乎这两端。
于是，我们开始拜访墓主，读解墓碑。
第一个走访的对象就是韦伯斯特。在众多的墓主中，我最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韦伯斯特。谁不知道，他是美国词典之父，美国英语的规范、独立发展，厥功甚巨。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主编的《美国英语词典》仍然属于权威著作。韦伯斯特住在槐树路（Ｌｏｃｕｓｔ Ａｖｅ）的一座家族小墓园中。四周有约一米高的铁栅栏围绕，方形，占地约三十平米。韦伯斯特的墓碑在正中央，约五米高，以朝西的一面为正面，底座为方形，用阳文刻着：ＷＥＢＳＴＥＲ。碑身为方锥体形，用阴文刻着：
ＮＯＡＨ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ＢＯＲＮ ＯＣＴ ?１６? １７５８．
ＤＩＥＤ ＭＡＹ?２８? １８４３．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ＢＯＲＮ ＭＡＹ? ２７? １７６６．
ＤＩ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 １８４７．
碑身朝南的一面刻着他儿子的生卒年月日，北面刻着他女儿的生卒年月日。
诺亚・韦伯斯特，一家四口年寿都很高，他本人八十五岁，妻子八十一岁，儿子九十八岁，女儿年寿最低，也享年六十有六。这家两代人都经历过战争。诺亚夫妇的青年时期遭逢独立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他们的子女遇上南北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两次本土战争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们父子母女，最终团聚在一块墓碑上。韦伯父子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清朝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这期间中国也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的墓碑在哪里？他们的家族小墓园在哪里？
美国人的家族情谊，夫妻情谊，我完全是从墓碑上读出来的。墓园东边柏树路中段，有一座家族小墓园，编号为４１、４２、４３，正中央的方锥体主碑，高达十几米，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尖顶。碑身南面刻着一长串名字，记载这个家族二百多年间死者的生卒年月日。第一代墓主提摩西・特罗布里奇（ＴＩＭＯＴＨＹ ＴＲＯＷＢＲＩＤＧＥ），生于１６３１年，卒于１７３４年，他谢世之后的第６２年即１７９６年，园林街墓园才建成，他的墓显然是子孙后代从别处迁进来的。这个家族小墓园，主碑周围罗列着各种形状的古碑。有的像八面玲珑的小宝塔，有的像四面招风的纪念亭，有的像平顶石棺，有的碑身为十字架。这个小墓园后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他们的家人、亲人、族人中广泛流传。一身兼有商贸家、军事家、政治家三种头衔的特罗布里奇，应是这个家族引以为荣的成功人士。
夫妻同碑，在墓园随处可见。我特意介绍韦伯斯特墓碑上的文字，立意就在于此。“两地关系”问题，“户口”问题，在美国人的生存经验中似乎属于不人道的荒诞社会现象。生则同行，死则同碑，乃天经地义。在近年立的墓碑中，往往男墓主生卒年月日俱全，而其妻只刻着出生的年月日。查尔斯・牛顿的墓碑刻着：１９２３・１・１８～２０００・２・１４。其妻安妮只刻上出生年月日：１９３０・６・５。还有一墓碑，丈夫卒于１９５２年，妻子的卒年为１９７４年，相隔２２年，从字迹和色泽可以看出，妻子的卒年是后来补刻的。若仅从这类墓碑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美国的丈夫都先于妻子而卒。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墓碑：妻子的生卒年月日俱全，丈夫的卒年等待死后填补。可证妻子卒后，如果丈夫还活着，并不马上立碑。森林之神路（Ｓｙｌｖａｎ Ａｖｅ）有这样一块墓碑：夫妻均生于１８７５年，妻子卒于１９４４年，当时并未立碑，直到二十一年之后即１９６５年丈夫过世，才为夫妻二人共立一碑。学敏说：在墓碑问题上，美国似乎也有重男轻女夫为妻纲的倾向。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此话并非毫无根据。但既然生死不齐，立碑就有先后的问题。如果硬要以此论平等，那就只有同年同月同日死了。而这样的巧合，我们只找到一例。枫树路住着一对十九世纪的老夫妻，丈夫生于１８０３年，妻子生于１８０８年，二人均卒于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我们走访的第二位墓主名叫埃利・惠特尼（Ｅｌｉ Ｗｈｉｔｎｅｙ?１７６５～１８２５）。来纽黑文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惠特尼其人。事实上，在纽黑文，他的声望远远高于韦伯斯特。这里有以惠特尼命名的街和路，墓碑上刻的那篇颂辞也深深地表达了本市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之情。惠特尼是发明家，发明过轧棉机，改进了步枪设计。碑文赞誉他为“实用科学技术有能力的最初领导人和改进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纽黑文工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墓地也在槐树路，与韦伯斯特和耶鲁第１１任校长波特是左右邻居。这也是一个家族小墓园，墓碑形状为我前所未见，像一个高１米３左右、宽约６０厘米、长约１米６左右的长方形书案，底座略宽，顶层如同一本摊开的书，两头呈卷轴形。碑座西头刻着生卒年月日，南北两面刻着碑文。通体为红褐色石料，古朴庄重。
出生于纽黑文死在纽约的另一位发明家查尔斯・古德依尔?Ｃｈａｒｉｅｓ Ｇｏｏｄｙｅａｒ?１８００～１８６０?住在北边的梧桐路。此人于１８３９年发明橡胶硫化处理法，因专利被人侵犯，不仅未因发明而获利，反而负债入狱，死于贫困。可他的墓地颇为气派。地势略高，须登阶而上。墓碑也是长方形，从底座到顶层有九个不同的层次。主碑四周也有不少小碑，这是家族墓地的特点。
我们也走访过罗杰・谢尔曼?Ｒｏｇｅｒ Ｓｈｅｒｍａｎ?１７２１～１７９３?的墓地，他住在枫树路，与耶鲁第五、七、八、九任校长住在同一条路上。他的墓地很不起眼，那块并不算高的长方形纪念碑上刻着他的丰功伟绩：美国大陆会议代表（１７７４年，１７７５年），《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１７７６年），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曾提出双重代表制两院议会的“康涅狄格妥协案”（即众议院按人口分配席位、参议院每州两席位的折中方案，１７８７年），打破会议僵局，为避免会议分裂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联邦政体的基本模式。纽黑文于１７８４年正式建市，谢尔曼为首任市长。
长眠于此的还有墓园的创建者詹姆斯・希尔豪斯?Ｊａｍｅｓ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１７５４～１８３２?。据资料介绍，他住在柏树路，可惜我未能找到他的墓碑。此人是律师、军人、政治家，对纽黑文城市的建设贡献有二，除了创建墓园这一项，还有提倡广种榆树，至今纽黑文还保留榆树城（Ｅｌｍ Ｃｉｔｙ）之称。他的女儿是一位能干的商业家，也是一位慈善家。
入住墓园者是否都是社会名流呢？是否只有几级高干才能长眠于此呢？墓园管理者说：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花五千美元，就可以由此进入天堂。五千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四万多一点。王力先生在万安公墓的那块小墓地，购于八十年代，也花了四万元。按美国人的收入而言，五千元的确算不了什么。
对墓主的身份、地位，我们不可能一一进行考察，从墓碑的大小、形状判断，平民应占多数。有不少碑只有姓和名的缩写，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有的墓碑高不及１尺，宽不过七八寸，“高干”不至于如此寒酸吧。何鲤还在北墙根下常春藤人行道旁发现一个婴儿墓。墓主生于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４日，卒于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３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七个多月，当然不可能是“社会名流”。这个墓地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还特地为它拍了一张照片，一是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小小的摇篮；二是平躺的小碑前有人新近摆放了两件玩具――一个大熊，一个小熊。这是什么人摆放的呢？从１８８１年（相当于清光绪７年）到现在，１２２年过去了，他没有了直系亲属，更不可能有子孙后代，谁还会来凭吊这个婴儿呢？学敏推测说：惟一的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们的后代。此推测如果成立，美国人的家族情怀，关爱每个个体生命的情怀（哪怕是古代就已夭折的生命），就真值得我们严肃看待了。
纽黑文城市虽小，可它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国际交往颇多，免不了会有异国他乡的孤魂长眠于此。西北角那棵榆树下就有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教授，名叫西尔维亚（Ｓｙｌｖｉａ），她于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非洲艺术。墓碑正面上端有她的头像，背面刻着她的《西非游记》中的一句话：
Ｗｅ ａｌｌ ｙｅａｒｎ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ｏ ｂ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我们全都渴望卓绝、不朽，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在梧桐路，不经意之间，一块刻着汉字的墓碑突然出现在眼前：
丞雨高光林博士
Ｋｗａｎｇ ｌｉｍ ｋｏｈ
Ｏｃｔ? ２０， １９２０
Ｓｅｐｔ １７， １９８９
碑约一尺宽，两尺长，平躺在草地上。这位高博士，不知何许人也。在这个英语世界见到这一行汉字，能不格外亲切？汉字是我们的标记，也是汉文化的根。在哈特福德参观雪松山墓园时，也见过几块汉字碑，墓主的祖籍都在广东。广东人为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大概只有福建人可与之相比。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华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灵魂是在阴曹地府呢，还是已经升天？“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我祝愿死者升天。
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崇尚多元，墓碑的造型也是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走进园林街墓园，就像走进了墓碑艺术展览会。占地多而又难看的中国式坟堆，极为罕见。墓的唯一标志是碑。大抵十九世纪的墓碑，气势巍峨，风格凝重，家族小墓园比较多。二十世纪的后来者，承祖宗余荫，栖身小墓园，这就省事多了。也有几处小墓园是二十世纪后期新开辟的，但余地已不多，即使有钱也难以大展宏图。
我们笼统地使用“碑”这个词，其实不很确切。中国所谓的“碑”，基本上都是长方形，只是顶端与底座略有变化。我在这里所说的墓碑，包括纪念碑、纪念门、纪念屋、纪念塔、纪念棺、纪念亭等等。就纪念碑而言，碑座碑身也有种种差异。有的碑身为方锥体，高达十几米，直指蓝天。有的碑身为圆柱形，或光洁，或绕以花纹，或沟垄相间。有一圆柱碑中部刻成一长卷摊开的书，书脊上端有一衔着橄榄枝的小鸟。有的圆柱顶部被削成斜面，或似从中间斫断，大概象征墓主未能终其天年。有的为方形，或方形之上有四檐，檐上又有壶式或葫芦式顶。有的墓碑顶部为立着的圣母像，有的为墓主自身的立像，有的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十字架。有一墓地三块墓碑共一座基，而碑身各不相同：中间为方锥形，右边为一斜削顶端的圆柱，左边碑顶乃壶形，壶盖两边有耳。有的墓碑形似宫殿，碑身四周各有一圆柱。有一墓碑底座四周为拱门，碑身为塔形，上端细如圆颈，颈上为一葫芦顶。另一墓碑碑身如一有盖的长方形凸肚大鼎，鼎底四角各有一兽足，立在碑座之上。海斯（Ｈａｙｅｓ）的墓碑为一方拙朴的大石头，正面磨平如一页纸，刻着他的生卒年月日，左上角刻成纸被撕裂状，略微卷曲，顶端刻着一枝花。有一十九世纪早期的墓碑，碑身刻着航海的帆船。另一长方形墓碑，上面刻有一具大锚。还有一墓碑的顶部，刻着一只仰躺着的死鸟，不知有何特殊涵义。
有的墓碑结构颇为复杂。雪松路的Ｅ．Ｈ．ＴＲＯＷＢＲＩＤＧＥ墓占地约二十多平米，墓基有三级台阶，台阶之上为碑身，长方形，右侧有一四米多高的水泥十字架，十字架下立着一尊两米多高的天使，其右手搭在碑文顶端。最后一层台阶的左侧有一石缸，里面盛开着紫色、红色的鲜花。西南方有一小墓园，占地约十几平米，以不足一尺高的条石为界，界石外有一白衣天使，背西面东跪在石基上，庄严、肃穆、虔诚，长方形墓碑平埋在草地上，墓主的生卒年为１９２１～２００１。小园南北两角各有两株小树，西北角有一白色石凳，可供凭吊者休息。我和学敏坐在石凳上留影纪念，我心中默念着一句唐诗：“又得浮生半日闲。”
美国人是公然信奉自私哲学和个人主义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解释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呢？道理很简单：个人和国家是互动关系。个人爱国家，国家也爱个人。美国的墓园文化也为这种互爱提供了明证。我刚到墓园散步时，见到有的墓碑前插着国旗或插着一面圆形的小铜牌，并未特别注意。直到走访韦伯斯特时，看到他的墓碑前也有小国旗和圆形铜牌，细看铜牌上的图像和文字，才知道这是一种荣誉，是国家表彰他的军功。铜牌上端为州名：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康涅狄格），下端为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中间为一手持长枪的军人，两边共有十三颗五角星。美国的独立战争已过去了二百多年，而这面小国旗很鲜艳，大概有人定期更换。十三颗星代表１７８１～１７８９年间的十三州邦联。谢尔曼是１７７５年爆发的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之一，他碑前的那面国旗更为鲜艳，无疑更换不久。国旗插在铜牌中。铜牌为一马尔他十字，绕以圆圈。十字下端的文字为１７７５，左端为Ａ，上端为Ｓ，右端为Ｒ，中间为一执长枪军人。２００３年７月４日，我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门前，遇见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很奇怪的队伍，迈着不算整齐的步伐，在单调的战鼓声中向中心草地挺进。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扛着旧式长枪，头戴旧式军帽，身着十八世纪的军装，与墓园小铜牌上的军人一模一样。原来这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是他们的国庆节。这支小队伍显然不是官方组织的。自发上街游行，表达的是自发的爱国热忱，谁能说美国人不爱国呢！
从墓园的小国旗、小铜牌，使我联想起华盛顿Ｄ．Ｃ．的越战墙、韩战碑。２０００年８月我在参观这“墙”与“碑”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暂把这两场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搁置不论，单看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如何对待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稍加比较，能无愧疚！死者在天，又有何感？一个社会如果得了集体遗忘症，它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死者并未长已矣。死者不只是过去的一部分，也是现在的一部分，还是将来的一部分。轻视死者，无异于轻视生者；死者不能升天，生者将入地狱；灵魂无所依归，社会将分崩离析。
园林街墓园的石碑已历经漫长的风风雨雨，有的文字虽已剥蚀，但都精神抖擞，毫无荒败颓废之象。在数以万计的墓碑中，我只发现一块古碑僵仆在地，且已断裂，行将没入泥土。大概墓主已没有后代，或后代已远迁他乡。我为这些墓碑庆幸，没有牛羊来践踏，也没有什么“兵”来破“四旧”。要倒也倒在原地，即使爬不起来了，也不至于被发配去垫猪圈，去修水库，去搭桥修路，去做农妇的洗衣石，去当茅坑的垫脚板。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墓园应列入建设规划之中，墓园应当园林化，墓碑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要再做愧对死者的蠢事了！
呜呼！“哪里有坟墓，哪里就有新生。”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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